张诗坪评《版图之枷》｜古代战争与后勤的再审视

11 阅读：165 2025-07-01 10:24:02 评论：0

《版图之枷：军事后勤视野下的明代国家兴亡》，赵旭腾著，溯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376页，78.00元

古代战争史研究：逐步缩小的中外差距

国内某位不具名的顶尖历史学者曾经对笔者感慨过，由于学科划分的原因，战争史研究属于中国史研究中发展速度最慢的领域之一，这一评论让笔者颇为认同。总的来说，我国的古代战争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两大倾向：文学化和哲学化。

古代战争史研究中的文学化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这一传统适用于古代史从书写到解读的全流程。而到了现代，由于学科划分的原因，古代战争史并没有作为一门单独的主流学科在学术界发扬光大。这就导致研究古代军事和战争史的专业研究者，其主要擅长的专业领域却是古代政治史、经济史甚至古代文学，对古代战争的理解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现代专业军事研究者进行的战争史研究主要围绕近现代历史展开，而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的差别较大。两相叠加之下，我国的古代战争史研究领域，就成了历史学和军事学都相对忽视的角落。学术界对古代战争的主流理解，往往停留在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后简单串联一番的水平。

古代战争史研究中的所谓哲学化，就是对宏观战略的重视远胜于对战争中具体技术性细节的关注。正因为如此，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兵书”都更重视战略层面，乃至把战争活动的理解上升到哲学层面；以《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和战略学家约米尼等人的著作在国内同样颇受重视。从普适性角度看，这种研究倾向当然是合理的，但这种倾向对战争史研究本身的发展却是不利，与我国古代士大夫把科技轻视为“奇技淫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代战争史研究中的这两大倾向本身，很大程度上可谓承袭了普遍的古代史学书写传统，因此并非我国独有。然而到了近现代，古代军事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欧美学术界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和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为代表的军事理论家，都对西方古代战争史尤其是战役史进行了详细的普及性梳理。军事史大家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uck）对古代战役中的原始记载花了极大力气进行甄别核实，摈弃了古代史学家许多夸大其词的不可靠记载，对许多经典战役进行了更符合军事学逻辑的重构。有着德意志第二帝国军方背景的约翰内斯·克罗迈耶（Johannes Kromayer）和古典学毕业后曾经作为英国军官在希腊服役的N.G.L.哈蒙德（N. G. L. Hammond），更是实地勘察测绘了大量希腊罗马时代的古战场，从军队编成、后勤、地形等角度对这一时代的经典战役进行了现代军事学意义上的完整还原。

我国的古代战争史研究虽因学科划分等原因发展稍显滞后，近年来却也迅速进步，一大批颇有天赋的学者贡献出了不少优秀的古代战争史研究著作。宋杰以现代军事地理学为基础，围绕古代战争中的核心地理枢纽，对中国古代战争和其中一些具体时代的战事进行了详细梳理，创作出《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等经典著作。李硕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一书，结合一系列经典战例，对古代战争中兵种的运用、战术性细节详细展开，重点关注兵种、装备与战术演进的关系，对战备、财政、政权运作等因素如何影响战局也有所着眼，可谓独树一帜。周思成的《隳三都》对蒙金战争的描写极为生动，无论是战事本身的生动刻绘与详细分析，百姓在战火中惨遭杀戮或颠沛流离的苦难，金国君臣和军人面对蒙古人压倒性力量走投无路的末世感，都让读者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甚至颇有欧里庇得斯名作《特洛伊妇女》的厚重感与宿命感。这也是我近年来唯一一本熬夜到后半夜一举读完的纸书。

笔者最近的写作中，也深刻体会到历史学整体的繁荣与发展，为何会使得古代战争史研究水平水涨船高。在撰写《安史之乱：历史、宣传与神话》一书时，笔者不但能从《通典》《太白阴经》《唐六典》《册府元龟》等原始资料中得到中唐时代财政、后勤、兵制的详细数据，获得关于这一时期的财政细节和军事后勤体系相当完备的记录，还可以从李锦绣、吴丽娱、英国人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等中外财政史学者和荣新江等敦煌文献专家的新研究成果中，用更符合现代学术思维的角度还原当年一些战略决策背后的财政、后勤因素，进而对一些具体的经典历史事件产生全新的解读方向。同样，在撰写《逐鹿：神话与寓言背后的秦亡汉兴》一书时，笔者不但受益于李开元、王子今、周振鹤、马孟龙等学界前辈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参考了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等新资料，而对这些秦汉简牍的整理和解读，同样离不开邢义田、陈伟等学者的皓首穷经。

在这种历史学整体发展推动战争史研究水涨船高的大背景下，古代战争史研究水平的中外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一大批古代军事主题的全新佳作逐步涌现，而《版图之枷：军事后勤视野下的明代国家兴亡》便是其中之一。

粮草与军饷：战场之外的后勤因素如何决定胜负

如何理解古代战争的后勤？一言以蔽之，就是战争参与方能收集到多少资源用于战事，又能有效投放其中的多少到前线用于实际开支。这里的资源主要指的是粮草和军饷，也时常被合称为“钱粮”。除此之外，士兵难以随身携带的部分武器和攻城器械也需要专门的运输队伍。管理运输后勤物资的队伍，围城战中指挥民夫的土木作业，也都是古代战争中后勤的重要内容。到了近现代，军事后勤学更是突飞猛进，需要调度的人员和物资数量有了质的飞跃，火器的出现使得军火消耗量激增，具体的后勤作业也因此愈发精细化，还诞生了前线传染病防控、伤员转运和治疗等新科目。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古代战场上的后勤，为何时常能在战场之外决定前线胜负？

首先是粮草问题。在古代，让在前线作战或者边远地区屯驻的军队吃饱饭，对朝廷和军队主帅而言最基本的要求。一旦军队将士吃不饱，其战斗力、士气和忠诚度都会大幅下降，进而严重影响军队在战事中的发挥。古代的精锐军队通常离不开优秀的骑兵，在中原作战时骑兵的战马通常需要实打实消耗粟米，而不是依靠供应不稳定、数量有限又质量不一的青草。按照《太白阴经》的明确记载，唐代时一匹战马的粟米消耗量约等于三个士兵。

如何维持这些军人和战马的粮食供应，无论对前线军队主帅还是对后方的君主和官员而言，都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课题。如果是在人员密集的地区短期作战，还能通过在战区附近直接征购甚至是抢劫的方式进行就地补给。一旦战事长期化，或者是军队在偏远地方长期驻守，就只能通过从其他地方长途转运的方式来满足需求了。官府从农民手中按照官方给定价强制性统购大量粮食，然后千里迢迢进行运输。在交通方式落后的古代，如何把粮食运到前线，是一门艰难而复杂的学问。尤其是在长期对峙的战局中，粮食首先告竭的一方往往会陷入被动。

李世民堪称我国古代战争中作战艺术的典范：薛仁杲、刘武周等强悍的军阀，李世民基本只通过一次决定性战役就能将其平定。在更加重要的虎牢关战役中，李世民更是一战就同时征服了割据河北的窦建德和割据河南的王世充这两大军阀。但我们仔细观察李世民在浅水原、鼠雀谷和虎牢关等关键战役中的表现，却发现他最擅长的战术就是防守反击：每次李世民都是先坚壁不战，防守到对手露出破绽，然后雷霆一击取得完胜。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坚守两个多月到薛仁杲粮尽，然后一举将对手击溃。鼠雀谷之战，李世民同样坚守两个多月，对面的刘武周、宋金刚部虽然还有部分粮食，但作为师老兵疲的进攻方不得不在粮食吃完前提前撤退，最后被李世民全力追击，最终被彻底击败，残存的少量粮食也被唐军缴获。虎牢关之战，李世民利用虎牢天堑以少量兵力与窦建德军相持一个多月，窦建德在粮草多次被王君廓等唐将劫夺的情况下不愿意放弃，倾巢而出强行决战，最后被一举击溃。被李世民用同一套路相继击败的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等人，每次都在不利的战场上对李世民的防守反击策略束手无策，被迫处于进攻状态。这背后一方面体现了李世民极高的军事造诣，另一方面也说明唐军在后勤尤其是前线军粮调度管理上远胜对手，每次都能在对峙中让对方粮尽或大批损失粮草，在不利情况下露出破绽。李世民在战场上得胜之前，在后勤上已经战胜了对手。

回到本书中明朝北方边境的逐步退缩和边镇的崩溃，也和粮食运输的艰难有极大关系。洪武年间，明军深入北方的蒙古腹地，并在边境留下了若干重要的军事据点和后勤枢纽，但这些据点和枢纽往往过于偏远，部分枢纽周边方圆数百里都人烟稀少，只能从后方进行长途转运。本书中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明廷对于开平卫（原来的元上都）补给的困难。作为明朝边防最北端的重地和元朝的故都，皇帝和朝臣当然希望保留这个战略要地。户部曾经算过明细账，明军从山西境内的大同、宣府等地向开平卫运粮，只有37%的粮食能到达前线，剩下都是运输人员在路上来回的损耗。经过多年的长途转运，大同、宣府本地驻军的粮食也逐渐短缺，明廷最后只好将开平卫逐步南撤，实质上放弃了对上都旧地周边的控制，这便是粮食供应能力影响朝廷决策的经典案例。

其次是金钱开支。战争是决定无数人生死的大事，这么多军人聚集在前线，日常要发薪水也就是古书中的“饷”，在战事中立下战功的将士需要奖励，阵亡和受伤的士兵需要抚恤，都是极大的开支。此外，战争一旦进入长期化的对峙阶段，要想维持前线军粮的稳定供应，就不能指望靠抢劫就地补给也就是“因粮于敌”。这些粮食的购买（或征集）和运输费用本身，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支。

当然，在物质匮乏、朝不保夕的古代，对大部分士兵而言，在军中能吃饱饭就已心满意足，拖欠军饷可谓家常便饭。哪怕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精锐军队，也时常陷入长期欠饷的窘境。跟随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老兵在他死后初期的混乱中就很久没拿到军饷，其中一部分老兵一度因此兵变，最终返回马其顿老家时已普遍被欠饷数年。十七世纪初西班牙驻扎在弗兰德斯与荷兰起义者长期作战的精锐军队，被欠饷数年也同样堪称常态。哪怕到我国的近代，欠饷也堪称常态。在湘军围攻天京（南京）的战役中，湘军各单位平均欠饷一年，最多的欠了十五个月，少的也有七八个月，破城前总欠饷金额高达五百万两，其中精锐的鲍超部霆军就被拖欠了一百多万两！

欠饷必然带来军纪的下降，进而影响军队长官对军队的指挥和控制。就以上面的湘军为例，被欠饷后他们在周边地区自行劫掠，完全靠着破城后大规模抢劫补偿自己的心态维持作战。天京城破后，赵烈文等幕僚试图让曾国荃阻止屠城和劫掠，但曾国荃却表示欠饷太久的军队根本管不住，要强行压制只会让军队枪口转向自己。在破城之前，部分湘军单位就已经出现哗变现象。天京战役结束后遣散时，长期拖欠的军饷也没补上。虽然湘军部分人员靠抢劫发了一笔财，但大部分湘军士兵所得有限，因此引发了鲍超部在江西的兵变，时任江西巡抚都差点被杀。湖北的一部分湘军被欠饷遣散后，更是直接投奔了捻军，给清廷带来极大麻烦。

所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朝廷和军队长官需要尽可能及时发放前线士兵的军饷，来实现对军队的有效控制。一旦长期欠饷，再精锐的单位也会逐步失控，最后甚至会哗变。本书中就提到，天启末年到崇祯初年时，连面对后金最前线的辽东军镇都普遍存在欠饷现象，并一度导致军人哗变。而甘肃、陕西等地的西北边军更是普遍被拖欠了数年军饷，这些被欠薪的军人在随后的饥荒年代中最终成了变民军的骨干。曾作为驿站人员为明朝效力的李自成，在被“裁汰”前可视为前线军人提供配套服务的后勤人员，也算得上广义上的西北边军，他更是和关外的后金（清）国一起，成为明帝国直接的掘墓人。

全新视角下的明代兴亡

作为一本以军事后勤学角度探讨明代国家兴亡的专著，本书分为“开疆”“守土”“坍缩”三大篇共十一章，对明朝从兴起到灭亡过程中一系列重要政治军事决策背后的原因进行了全新视角的解读和梳理。如果把这本书和秋原《地虎噬天王：后金崛起的地理与自然环境因素综述》结合对比阅读，我们便能对明朝初年高歌猛进的顺利北伐，以及中后期北方边境的逐渐溃缩和坍塌背后的逻辑，建立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朱元璋创业打天下时，先战胜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控制了富庶的江南、两淮地区，并将这里打造成问鼎天下的稳固基地。随后便是北伐元廷、统一南北的大业，而在这个过程中北伐军的后勤规划至关重要。朱元璋否决了常遇春利用元廷内讧直取大都（北京）的激进北伐路线，先以富庶的江南、两淮为基地攻取山东，随后巩固了对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并疏浚大运河。控制山东的明军转而向西进攻河南，一直打到陕州、潼关地带才停下来，以潼关为界防备陕西亲元军阀李思齐可能的反击。朱元璋随后亲赴北宋故都、河南漕运中心开封（汴梁）坐镇，并从江南等地沿着大运河漕运了三百万石军粮，随后又将军粮运输到山东境内的临清。到这时，北伐大都的后勤线已经畅通无阻，且侧翼安全得到充分保证，明军可以沿着大运河直接北上，勉强暂停内讧的元朝廷根本无力阻挡明军主力，最终选择弃守大都。控制大都的朱元璋又利用大运河运输粮食到河北新占区，与屯田相结合保证了这些地区军队的粮食供应，随后相继攻占了山西、陕西等地，朱元璋的明朝由此完成了古代历史上唯一一次自南向北统一天下的成功北伐。这次北伐的胜利，很大程度也可以算是后勤规划的胜利。

但自从朱棣起兵对抗侄子朱允炆的靖难战争起，明朝的北方实控边界线就开始向南退缩。早在建文元年，朱棣从宁王朱权手中巧取了位于今日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的大宁都司，将这里包括大宁卫在内的十一个卫所全部南迁，以充实自己在北平周边的军力。到朱棣登基并迁都北京后，他进一步放弃了塞外大量地区，将这些地方的人口回迁在顺天府、遵化、永平、通州、蓟州等京畿地区，来弥补靖难战争中华北地区人口的惨重损失。这些塞外被放弃的地区很快落入游牧部落之手，如大宁卫就被蒙古兀良哈人所控制，他们虽然曾作为雇佣军效力于朱棣，但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臣属。河套的东胜卫、内蒙西南部包括黑水城在内的威虏卫，也在这一期间被朱棣弃守。朱棣时代还能靠自己五伐蒙古的威望威慑周边部落、维持对这些地方的名义控制，但后来这些区域终究被不同的蒙古部落逐步侵蚀。朱棣时代北方的缩边，导致开平与兴和这两个北方残余的据点也变得孤悬塞外，侧翼失去了大宁等军镇的掩护，加上从大同等地向北方长途运粮的艰难，朱高炽时代最终将这两个北方重镇也弃守了。

到这时，明军实际已退回长城以南，对蒙古草原鞑靼与瓦剌各部落的内战与局势发展完全失去了控制，明军在北方边境的边防与后勤体系也在这种持续的缩边过程中变得混乱不堪。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的失败，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总崩溃，而是永乐、宣德年间明帝国北方边境持续崩坏的总后果。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土木堡位于明朝与蒙古部落交界区域的明朝境内一侧，瓦剌人却能在这里完成设伏、切断水源和合围明军这些动作，最终击破明军并生擒明朝皇帝，这背后是明朝北境防线和后勤系统的整体崩坏。好在从土木堡之变中恢复过来的明朝逐步重新巩固了北方边境，并且与蒙古部落在和战之中共存了一个多世纪。这期间明朝“九边”的后勤开支与维护费用虽然巨大，但仍然在可控范围，直到东北方向后金的崛起。

在明朝前中期与蒙古部落的和战中，东北方向的辽东一直属于从属地位，当地的蒙古部落势力较弱，而女真部落则常年被明朝和朝鲜共同压制。在隆庆和议后，明朝与蒙古的俺答汗实现了总体和平，俺答汗有更多精力整合内部，察哈尔部等畏惧俺答汗吞并的蒙古部落向东南方向迁徙到辽河河套，破坏了区域内各部族力量的平衡。随后的壬辰战争中，辽东地区作为明军入朝作战的后勤枢纽，库存钱粮消耗极为严重，短期内难以恢复到战前水平。此时恰逢建州女真努尔哈赤部崛起，但辽东的明军却难以做出有效应对，最终使得明朝在辽东的边防体系彻底崩坏。随后的萨尔浒惨败和辽阳、沈阳丢失，更使得辽东成为明帝国的溃疡。明廷为了辽东战事在国内大幅加税，又使得西北等地饥荒大起，西北边军严重欠饷、缺粮，纷纷哗变加入变民队伍。最终，在内外交困之下，明王朝走向了灭亡。

在本书作者眼中，明朝建国时代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离不开后勤体系的有效保障，卓越高效的后勤系统保证了前线明军丰衣足食、士气高涨。而明朝中后期军事上的诸多灾难，在战役失败前就能从后勤体系的低效乃至崩坏，军备废弛、非战区边境戍卒欠饷挨饿等怪象中窥见一二。后勤物资投放效率低下、军中腐败和非战斗损耗严重等现象，都意味着统治能力的衰弱，必然会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甚至使得军队丧失忠诚度。明朝初年和末年从军事后勤角度的对比如此鲜明，也算得上本书对王朝兴亡的一个独特观察角度。

作为一本独辟蹊径的古代军事史著作，本书也难免有些令人遗憾的细小不足：作为以军事为主题的著作，本书分析后勤的“文戏”部分内容充实、质量极高，但对“武戏”也就是战事本身，尤其是具体战役细节，却往往一笔带过，读者难免感到意犹未尽。在谈及古代战争史时，作者对古代史书中各朝代尤其是中古以前的兵力记述，时常不加甄别的引用。如果根据后勤模型对这些数字进行计算、鉴别和去伪存真，或许能让本书的质量更上一层楼。不过瑕不掩瑜，本书以独特的视角、缜密的论证和翔实的数据独树一帜，仍然堪称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古代军事史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