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效应”下澳大利亚执政工党赢得大选，年轻选民担忧房价

11 阅读：153 2025-05-03 20:16:04 评论：0

据新华社援引澳大利亚媒体3日报道，澳总理阿尔巴尼斯率领工党赢得2025年联邦选举。阿尔巴尼斯成为自2004年约翰·霍华德之后首位连任的总理。

当地时间2025年5月3日，澳大利亚悉尼，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参加联邦选举投票。视觉中国图

3年前，政治光谱中居于中左位置的工党赢得大选，给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近10年的执政期划上句号。工党党魁阿尔巴尼斯以温和务实的形象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作为党内 “左派”，他强调工党应维护中下层劳动群体的利益，承诺实现最低工资的真正增长，并用更多的公共开支来解决生活成本危机。

过去3年，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澳政府在内政上采取了减税、能源退税、租金援助等政策；在气候领域，迅速将更强有力的减排目标写入法律；在外交上，通过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着力修复中澳关系，并成为自2016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澳总理，同时深化了美澳军事同盟关系，在美国构建的亚太“小多边”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美国亚太盟友体系重塑进程中的关键支点。

然而，经济困境一直是阿尔巴尼斯政府面对的棘手问题。该国经济虽然在疫情后曾短暂反弹，随后便以1990年代以来最慢的速度增长，处于衰退的边缘。通货膨胀略有放缓，但日常必需品的价格高企，使许多家庭为生活成本而苦苦挣扎，尤其是近年来澳大利亚房价创纪录飞升。

“这次选举完全围绕经济问题，特别是生活成本以及住房的可负担性和供应情况。”莫纳什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主任扎雷·加扎里安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选民的人口结构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代际更新，千禧一代和Z世代选民的数量首次超过婴儿潮一代，政策讨论转而更关注年轻人的担忧，其中核心就是住房问题。

此外，在美国关税政策扰动全球贸易的背景下，加扎里安补充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对当下澳大利亚政治辩论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各党派领导人都试图展示自己如何应对“对等关税”，以及未来如何与特朗普进行贸易谈判。“可以说特朗普确实在澳大利亚竞选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对新一届政府而言，解决生活成本和住房问题仍然是首要任务。

当地时间2025年5月3日，澳大利亚悉尼，工党支持者在党总部庆祝胜选。视觉中国图

“澳大利亚梦已是过去式”

“没有人退缩，也没有人掉队。”阿尔巴尼斯在此次大选中重申了三年前新任总理时的承诺。然而，25岁的佐伊却觉得，包括她在内的很多同龄人自踏入社会就没进过想象中的队列。

2022年，佐伊从墨尔本的一所大学毕业，初入职场正值阿尔巴尼斯就任总理，“很多人将他视为工人阶级的英雄，因为他出身单亲贫困家庭的成长故事足够有说服力。”佐伊找到一份平面设计的工作后，就从父母家搬了出来，与男朋友一起租房。她幻想美剧《欲望都市》里那样的生活，但现实是入不敷出。更令佐伊崩溃的是，在租房一年后，租金上涨近10%，于是被迫搬到更便宜、更偏远的公寓。

“3年内搬家两次，都是因为租金上涨，收入毫无变化，最后决定搬回家里住。”佐伊感到很挫败，她认为重新搬回去和父母一起生活意味着“进入成人世界失败”，而且对她的情感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相比之下，她更不想把收入浪费在不停上涨的租金上。

“不要说买房了，连租房都越来越困难，还谈什么住房可负担性，澳大利亚梦早已是过去式了。”佐伊说，父母即使是工人阶级，努力工作后拥有了独栋住宅，他们享有“澳大利亚梦”。而她很难想象靠自己的力量买房。

传统意义上的“澳大利亚梦”是拥有一栋占地约四分之一英亩（约1000平方米）的独栋住宅，前有花园，后有庭院。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梦想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触手可及。如今对年轻人而言，可负担的公寓可能都变得越来越遥远。佐伊调侃，“很多人说最现实的方式是继承父母的房子。”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通过对比婴儿潮一代、X世代和千禧一代在25至39岁期间的普查数据发现，千禧一代的住房自有率最低，略超半数（54.6%）的人完全拥有房产或仍在偿还房贷。

近年来，澳大利亚各年龄段人群对优质、可负担住房供应的满意度均有所下降，尤其是处于工作年龄的年轻人。据民调机构盖洛普调查，2024年，18至34岁年龄段的成年人中，仅有16%受访者对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表示满意，创2006年开启此项调查来的历史新低。

2024年底，堪培拉的住宅平均价格为93.3万美元，是成年人平均年收入（约7.3万美元）的12.8倍。相比之下，2000年房价中值为17.8万美元，是平均收入的6.5倍。虽然房价收入比翻倍并不是衡量居民负担能力的完美指标，但它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房价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

过去五年内，澳大利亚整体房价上涨了39.1%，但薪资涨幅却无法跟上。澳新银行2024年底的报告显示，假设家庭年储蓄率为15%，目前中等收入家庭需将近11年才能攒够一套中位数房价的住宅首付款。

有分析指出，造成住房供应紧张的因素是复杂的，包括劳动力短缺、建筑成本上升、公共住房投资不足、严格的都市规划法规、移民众多、疫情导致的建设延误等。

此次大选期间，工党和联盟党都推出了缓解住房危机的政策。工党将允许首次购房者仅支付5%的首付款即可购房（澳洲人购房首付通常为20%），而无需支付贷款保险（LMI）。此外，还承诺专门为首次购房者建造10万套住房。联盟党则提出，允许首次购房者从所得税中抵扣房贷还款，还可以用养老金购房。

专家普遍认为，两党的政策方向正确，但不足以真正解决住房问题。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澳洲智库格拉坦研究所住房政策主任布伦丹·科茨（Brendan Coates）就工党政策表示：“从长远来看将增加供应，在短期内也可能会推高价格，尤其是首套住房保障计划将对价格造成上行压力。”针对联盟党的住房政策，他认为获益更大的是高收入者，而且会成为税收漏洞。

值得一提的是，工党和联盟党都承诺大幅削减澳大利亚的外国留学生数量，以控制房价。但这显然只是政客们的权宜之计，而国际学生是一个没有投票权的群体。

澳大利亚经济一部分依赖于采矿业，根据政府2022年公布的数据，全球约53%的锂供应量由澳大利亚开采。但是，澳政府也曾视教育为“超级增长领域”，并试图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争夺学生。国际学生的学费高于国内学生，为学校贡献了相当一部分收入。2023年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产业创造了478亿澳元的经济价值。

然而疫情平息后，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数量激增。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数据，2022-2023年入境的国际学生数量为27.8万人，相比2020-21年上升近20%。而这正值当地住房危机加剧，房价飞涨。

2024年阿尔巴尼斯政府试图限制国际学生数量，但未能通过立法。此后，政府提高了学生签证费用，并放慢了签证处理速度。澳大利亚一家位于昆士兰州的留学、签证服务公司告诉澎湃新闻，从去年7月到今年，澳洲学签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签证费大幅上涨，从今年开始，澳洲境内学签基本都要提交入学确认函（CoE），仅凭学校的offer很难申请签证。近期许多高校下签速度变慢，不少留学生担心大选过后收紧留学政策。

特朗普在大选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场大选的初期，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指责现任政府沉迷于原住民权利等"觉醒议题"，在辩论第一周就表示对学校中所谓的“觉醒议程”感到担忧。此外，他还在影子内阁增设“政府效率部长”职位。这些似曾相识的政治操作在澳大利亚掀起风暴。《纽约时报》2月报道称，这位中右翼政党领袖正以“特朗普式战术”向阿尔巴尼斯发起挑战。

加扎里安观察到，今年早些时候，多个政党领袖都在思考是否可以从特朗普的做法中获得启发，因为他刚赢下美国大选。但澳大利亚的政治文化与美国截然不同，实行的是“偏好投票制”，即年满18岁的公民都必须投票，根据偏好为候选人排名。这意味着围绕特定议题展开的竞选并不一定像在非强制投票制度下那样有效。“像特朗普主张的遣返移民、加征关税等策略可以吸引部分选民，在美国是起作用的，但这种策略在澳大利亚可能在更广泛的社区中引发分裂。” 加扎里安分析道。

达顿的竞选策略被很多人视为一种机会主义，但他的言论依旧吸引了工人阶级的不少选民，他们和美国锈带的选民一样，认为自己被制造业衰落在内的经济转变所抛弃。今年1月特朗普就职时，达顿在民意调查中领先。

实际上，澳大利亚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与特朗普支持者的立场并不趋同。据《纽约时报》报道，2024年仅有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亚选民在一项调查中表示，如果美国大选由他们决定，会选择特朗普而不是时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不过，澳大利亚人对生活成本和住房问题的愤怒不断升温，一部分选民转而将希望投射在反对党之上。

当特朗普从2月起开始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后，达顿的竞选策略出现调整，其表态试图与美国划清界限。在4月2日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达顿说：“我会让美国人和任何试图违背我们国家利益的人都受到警告。”他还抨击阿尔巴尼斯在面对贸易威胁时过于被动，“是个没有力量、没有骨气或意愿为国家利益挺身而出的人。”

自由党内部人士对路透社透露，反特朗普情绪正在影响达顿的竞选活动，因为选民迅速选择规避风险。研究基金会洛伊研究所4月16日发布的调查显示，只有36%的澳大利亚人对美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表示出一定程度的信任，这是自20年前启动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澳大利亚没有被美国单挑出来吃关税之苦，阿尔巴尼斯政府试图更加积极地应对，曾在2月致电特朗普，要求对方“认真考虑”豁免澳大利亚的钢铝关税。要求被拒后，阿尔巴尼斯谴责美国的关税“完全不合理”，另一方面在国内淡化关税的影响，称美国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客户。

对于大选竞争对手就关税问题的批评，阿尔巴尼斯回应，“达顿认为这是一场谁能说出最激进话语的比赛。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是外交的运作方式。”

加扎里安指出，这一次特朗普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由贸易问题所致，这为澳大利亚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展示他们如何在外交事务中发挥领导力，同时这也凸显了一个全球化世界的事实。